李文华的博客病理医生被称为“医生的医生”，病理诊断是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可是，这个靠一台显微镜和医生的知识与经验支撑、被誉为“医学的灵魂”的学科，在中国单纯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医院里，正面临严重的危机。
2月20日上午，武警总医院乳腺外科正在进行一台肿瘤切除手术。患者27岁，来自山东，在当地医院经B超诊断已被定为“乳癌”。按照惯例，主刀大夫还是先取出一粒黄豆大小的病变组织，送病理科做诊断。
冷冻、切片……经过一系列快速处理，20多分钟后，制成的冷冻切片出现在显微镜下。年轻的病理医生对着切片左看右看，觉得既像是癌细胞，又不大像，一时难以判断。
手术室里，主刀医生焦急地等待着病理诊断的报告。
“纪主任，您来看看这个。”病理科主任纪小龙闻声过来，端坐在显微镜前，对着镜头看了片刻，头也不抬地站起身来，轻声、简单地说了一句话：“良性，不是癌。”年轻医生拿起电话，将这个结果通知了手术室。
“这是外院确诊过的。不是癌？是不是我们取标本的位置不合适？”为了慎重起见，主刀医生再次从病人体内取出一小块病变组织，紧急送往位于病房大楼数百米以外的病理科。
又过去了半个小时，手术室的电话铃声再度响起，“还是良性，不是癌。”“好！”手术立即继续进行。由于病理诊断结果是良性，手术变得简单了，只需切除包块本身。而这名年轻的女性在术后醒来时，对外科大夫连声道谢，却根本就不知道，她的乳腺得以大部分保留，其实是不在现场的病理医生做出的决定。
在病理科，类似的一幕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纪小龙已经不记得自己多少次将外地病人的“恶性肿瘤”诊断结果改判为良性，识别出多少疑难杂症，而他“看过”的病人很少会来当面说一声“谢谢”，大多数病人见都没见过这位从不露面的大夫。纪小龙习惯了在幕后充当一名“无名英雄”，“如果有病人忽然来谢我，我还有点儿不适应呢！”
藏在角落里的“医生的医生”
病理医生被称为“医生的医生”，尽管他们不直接面对患者，但却是病情的最终诊断者。大多数时候，病理医生的工作就是先将从病人身上取下的病变组织制成切片，放到显微镜下看，俗称“看片子”，然后做出诊断。
纪小龙“看片子”的地方，是一间不大的会议室。三台显微镜在长条桌上一字摆开，他端坐正中，被显微镜挡住大半个脸。身边助手每递上一个玻璃切片，放在显微镜下，一旁的电子屏幕就会显示出显微镜下的内容，这样的装置是为了让旁边的人同时看到显微镜下的视野，在读片的同时起到教学的作用。作为病理科主任，纪小龙每天需要看几十个科室上报给他复核的疑难“片子”，以做出最后的定夺。
“不管化验仪器多精密、手段多先进，病理医生的作用仍是无法替代的”。纪小龙说，像B超、CT、核磁共振这些影像学检查手段，它们的诊断结果只属于定位性质，只有病理检查是定性的，是炎症还是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都依靠病理检查来确定。因此，病理诊断被称作疾病诊断的“金标准”。
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病理学这个专业，病理医生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工作，对方常常误以为他们是“搞化验的”。“无论是验血还是做CT，只需按流程取样、操作仪器，结果就出来了，而我们的设备就是一台显微镜，检查结果靠的是个人的专业知识与经验积累，完全是个脑力活儿。”安徽省某地级市人民医院病理科医生李殿炜说。
李殿炜很羡慕国外的同行。他记得，大约10年前当日剧风靡的时候，有一部医学题材的剧作《白色巨塔》尤为流行。剧中有一位外表冷酷的病理科主任大河内，地位尊贵，富有权威，就连医院里的外科第一教授都惧让他三分。大河内教授的礼遇，是很多发达国家病理医生的真实写照。
在国外，病理科是与外科、内科同等重要的临床科室。美国还有融病理和检验为一体的大病理中心，独立于医院之外运行。但在中国的很多医院，病理科却被弱化为“辅助科室”。
即便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病理科也照样不受待见，连北京协和医院也曾长期不设病理科。武警总医院的病理科位于医院西南角一个僻静的小楼里。纪小龙打趣地说，“你瞧我们这个‘角落科室’是名副其实吧？”
被动摇的“医学之本”
“如果再不重视对病理科的建设，仅靠吃‘老本’，病理科绝对要陷入危险的境地。” 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教授、工程院院士刘彤华对国内病理科现状心存忧虑。
2009年，卫生部《病理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规定，病理医师按照每100张病床1～2人配备。根据这一标准，武警总院有1300多张床位，应至少配备13名病理医生，但实际上，纪小龙的科室里只有四五名医生。
在基层，病理科甚至在医院里绝迹。在名医华佗的故乡安徽省亳州市，全市只有一家医院有病理科，这个病理科也只有1名病理医生。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病理医生不足2万人，全国各类医疗机构总床位已将近500万张。即使按每百张床位配备1名病理医师来计算，国内病理医生的缺口也有将近3万人。
由于病理科技术水平普遍薄弱，导致基层医院对疑难病例有较高的误诊率，患者或者家属带着病理切片奔走于大城市、大医院，通过各种途径寻求会诊读片的情形并不少见。
病理医生的紧缺，首先缘于医学院没有临床病理学这个专业。安徽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主任孟刚说，在医学院，只在硕士阶段才有基础病理学方向，而且是面向科研的，并不完全等同于临床病理学。医院里的病理医生实际都是来自临床专业的医学生，很多人并非心甘情愿从事病理专业，而是为了就业才勉强为之。因此，他建议教育部应当在“临床医学”的一级学科之下增设“临床病理学”二级专业。
而相比其他科医生，病理医生的培养过程是漫长而枯燥的。“就是天天对着显微镜看片子。”纪小龙说，“需要认真阅看1万例以上切片，才能发初步的病理报告；经手3万例以上，才能复查下级医生的报告；经手5万例以上，才能解决疑难诊断。”
他接着算账，“如果一个病理医生一天能看10例切片，并且每一个工作日都不偷懒，那么，他一年可以看2510例，要完成1万例的入门目标，他需要看近4年；要完成5万例的高级目标，他需要无怨无悔地看上近20年。”
因此，病理医生的培养，需要长时间的累积与多年从业经历的沉淀。“即便是已经熬了十几年的病理医生，有时还会对签发的病理报告心存疑问。”有着60多年病理学研究经验的刘彤华，如今依然坚持每天看病理片。
长期投入精力与心血，却不能带来同等程度的物质回报——当病理医生不挣钱，是病理科日益萎缩的真正根源。刘彤华就自嘲自己只是个“普通院士、不值钱”，“从组织取出到发报告，病理科的7道工序没有变过。但是，1998年我们看一个片子的收费就是40块钱，到现在还是40元。”
与此同时，随着检验、影像设备不断推陈出新，其他科室的收费却在节节攀升。做一次核磁共振的价格高达1000块钱。而病理诊断主要还是靠半自动的制片和显微镜下阅片。“病理检查收费远低于其他医疗项目收费，这完全不能反映病理诊断的技术含金量。”纪小龙说。
作为医院的清水衙门，病理科既不能给医院创收，也不能给医生自己带来灰色收入。一个病理科一年的收入大约只占医院总收入的不到1%，因此，很多医院没有动力来发展病理科。李殿炜说，“病理医生既不直接面对病人，也用不到什么高级设备，因此灰色收入与我们无缘，只拿医院的平均奖金，与其他科医生相比，实际收入简直是天壤之别。”
根据孟刚的计算，“在合肥，一个外科医生工作不用10年，就能全款买下一套商品房；而一个病理医生工作10年攒下来的收入，恐怕只够付一套房子的首付。”
病理医生不挣钱，也直接影响到医学院学生的就业选择。毕业的医学院学生大多都不愿意干病理科，即使干了，工作几年后也都另寻别路。去年，孟刚所在的科室招了11名临床病理学方向的研究生，其中只有1人是自愿报考本专业的，其余的都是“调剂生”。
德国病理学家鲁道夫·魏尔啸称病理学为“医学的灵魂”；英国著名医学家威廉·奥斯勒说，“病理为医学之本”；钟南山院士为《中华病理学杂志》的题词是，“临床病理水平是衡量国家医疗质量的重要标志”。可是孟刚觉得，如果现行医疗体制的弊端不能克服， 中国的医院都是单纯以经济效益为目标，那么，病理科还将继续萎缩下去。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钱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