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有一句名言:“病理学乃医学之本。”病理医生也被称作“医生的医生”。然而,这个已走过百年历程的重要基础学科,近年来在我国却遭遇发展困境:学科日渐萎缩、人才严重匮乏。在近日于重庆市举行的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第20次学术会议暨第四届中国病理年会上,与会专家对病理学科成为弱势学科感到忧心忡忡。
从单纯定性到指导精准用药
精准的病理诊断对指导临床医生治疗和保护病人利益很关键,病理医师是疾病个体化诊疗和预后判定信息的最佳提供者。已在病理医师岗位上工作了48年的复旦大学肿瘤医院朱雄增教授说:“40年前,临床医生只会问我一个问题:病理诊断结果是良性还是恶性,现在还要问是哪一种肿瘤亚型。病理诊断结果已不仅用于判断病变的性质,更越来越多地用于指导疾病治疗的临床用药,判断患者预后等方面。”
朱雄增说,病理医生以前只能通过显微镜,凭肉眼从形态学上进行病理诊断。随着免疫组化、分子病理等新的病理诊断技术的成熟完善,病理医师现在能够从更微小的分子水平进行病理诊断,区分肿瘤亚型,进而指导临床用药,帮助医生判断肿瘤复发、转移的几率,实现更精准的个体化治疗。比如,肺癌分为腺癌、鳞癌等多种类型,不同肿瘤亚型,用药效果大不相同。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的新型抗癌药物阿瓦斯汀对于肺腺癌效果较好,但如果用于肺鳞癌则可能引起大出血。患者该选用什么药物,有赖于病理医生通过分子病理诊断对肿瘤亚型进行准确分类。
北京大学医学部方伟岗教授表示,病理诊断的正确与否直接关乎患者的治疗效果,病理科的诊断水平更代表着一家医院的整体诊疗水平。
现实中被忽视和弱化
病理学科科室建设的现状与其地位作用形成巨大反差。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曾在2009年的一次全国会议上表示,病理学科日渐萎缩,技术水平落后,服务能力降低,已成为医疗服务中的“短板”。
“提到病理科,院领导都说很重要,但实际工作中并未给予足够重视。”采访中,有专家指出,受制于当前的医疗体制,创收能力弱的病理科在医院往往得不到重视,部分医院将其简单等同于检验室。
曾多年主持上海市病理诊断质控工作的朱雄增说,在上海市110多家医院里,只有20多家医院的病理科能达到一定规模,其他大多数病理科设备简单、人员较少,有的病理科只有1名~2名工作人员。
在全国范围内,病理科普遍存在人员短缺的问题,由于任务重、收入低,病理科成为冷门科室。“以前最优秀的医学生首选病理科,但现在很多医院病理科人员严重短缺。”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任委员、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病理科主任卞修武教授说。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有资质的病理医师不足1万人。按照每百张病床配备1名~2名病理医师计算,我国病理医师的缺口约为4万人~9万人。由于人手短缺,一个萝卜一个坑,很多医院病理科医生难有机会外出进修学习。“培养一个能独当一面的病理医生至少需要10年,年轻的病理医生少之又少,极不利于学科发展。”卞修武说。
病理学学科萎缩、人才流失,与当前病理诊断收费偏低有很大关系。病理医师的劳动价值未得到合理体现,严重挫伤了病理科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朱雄增举例说,仅病理切片制作环节就需要经过取材、脱水、透明、染色、封蜡等多个步骤。切片制作完成后,病理医师需要细致观察、三级检诊。按照目前上海市的收费标准,做一例活检标本的病理诊断收费为60元,医院所付出成本却为140元~150元。
积极应对而不是逃避
“尽管病理学科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但大家应该积极应对而不是一味埋怨、逃避。”卞修武表示,病理学科要走出困境,除了呼吁国家相关部门、医院、公众给予病理学科更多关注与支持外,更需要病理学界立足临床,勇于创新。
“发展专科病理势在必行。”朱雄增说,过去强调的是大病理,要求病理医生“从头看到脚”,现在,各学科发展日益专科化,仅外科就有17个专业分支,病理科也需要在大病理基础上突出专科化。
方伟岗提出,当前规范分子病理发展尤为关键。随着病理诊断技术的进步,在蛋白质和核酸等更为微观层面上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分子病理学近年来蓬勃发展,在发达国家已作为常规检查手段开展。但分子病理学引入我国10余年来,仅有20多家大医院应用比较广泛。这种新技术对医生知识要求高,大多数医院即便有分子病理诊断也因为不够规范,和国际上有着很大差距。因此还需要加强培训,以规范分子病理诊断。
卞修武提出,病理学科发展还需要着力抓标准规范,加强对基层的指导与帮带,建好远程病理,提高疑难病例会诊质量和水平,提高我国病理诊断整体水平。
健康报记者 谭 嘉